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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小说整理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敦煌文件的挖掘,为中国以至宇宙学术琢磨供应了多量前所未见的新奇原料。1909年9月,继英人斯坦因之后抢夺巨额敦煌卷子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正在北京六国饭馆闪现其所获局限四部图书、释教写经,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京师名宿前去观光缮写。9月25日,罗振玉公布《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①,这是宇宙上第一篇公拓荒表的先容敦煌文件的论文。正在这篇知名论文中,作家对包含伯3126号古幼说正在内的数十件敦煌写本、刻本和拓本的处境作了方便的先容。稍后,罗氏又正在《东方杂志》第6卷第11、12期上公布《莫高窟石室秘录》一文,考定伯3126号古幼说即唐唐临所撰之《冥报记》。今日看来,罗氏的考据当然未必稳妥,然而却揭开了敦煌幼说清理琢磨的序幕。从罗氏的上述效率算起,敦煌幼说的搜聚、清理、刊布、琢磨,仍旧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进程。

  一百年来,敦煌学界正在以文本校录、本事考据等为闭键实质的敦煌幼说清理琢磨方面赢得了丰富的效率,不但发作了多种敦煌幼说或包含幼说写卷正在内的清理著述,也刊布了一巨额考论敦煌幼说或相干题宗旨学术论文。限于篇幅,本文拟闭键从文件学的角度,对百年来敦煌幼说清理琢磨的进程作一个扼要的记忆。

  继上揭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后,1920年4月,王国维正在《东方杂志》公布《敦煌发见唐朝之广泛诗及广泛幼说》②,这是一篇象征着“敦煌文学正在真正旨趣上的科学清理与琢磨”③的知名论文,文中有斯2630号《唐太宗入冥记》局限录文,并称“此幼说记唐太宗入冥事”,“全用俗话,为宋此后广泛幼说之祖”,最早提出了敦煌“广泛幼说”的观念。1928年,陈寅恪刊布《反悔灭罪金光芒经冥报传跋》④,指出这种灭罪冥报传之作,“本为释教经典之附庸,渐成幼说文学之大国。盖中国幼说虽号称富于长篇巨造,然一察其实质构造,往往为数种感觉冥报列传杂糅而成”,较早把冥报记、感觉记与幼说系连了起来。1929年,郑振铎公布《敦煌的俗文学》⑤,正在对敦煌俗文学作品举办分类后,郑氏提出“散文的俗文学”观念,幼说即属此类,怅然没有进一步议论界定的尺度,也没有列出全部的篇目。1941年,傅芸子正在《敦煌俗文学之发见及其睁开》⑥一文中精确提出,敦煌俗文学可能分作变文、诗歌、杂文、幼说四类,但闭于幼说的全部篇目,傅氏仅提及《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幼说》以及斯5503号《宇宙开垦已来帝王纪》三篇,并说“幼说虽仅存此,然亦足珍矣”。可能看出,敦煌学生长早期,固然有界定敦煌幼说限造的认识,但约莫受到写卷发表处境的限定,实践上无法完成。只是,“变文”观念却正在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向达《唐代俗讲考》⑦等论著提出后急忙“走红”,并成为今后数十年间敦煌文学最热点的琢磨论题之一。

  约略因为俗言语上的联合特色,敦煌幼说作品正在此布景下尚未竖立起本身的独立性就慢慢被收编到变文名下,这可能1957年百姓文学出书社出书的《敦煌变文集》为表率代表。该书不但收录了《伍子胥变文》等尺度的变文作品,还收录了《唐太宗入冥记》、《搜神记》等本属幼说的写卷,以及《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等应该归为话本幼说的写卷。《敦煌变文集》的“幼引”局限有文字曰:“唐代古刹中所风靡的说唱体作品,乃是俗讲的话本。变文这样,只是话本的一种名称罢了。”⑧据其意,“变文”与“话本”之间类似可能划高等号,“变文”可称“话本”,“话本”亦可称“变文”,乃至还可能分析为“变文”是“话本”的一种,这无疑污染了两者的区别。1963年,周绍良正在《说唐代大多文学——读〈中国文学史〉中“变文”节书后》⑨一文中对“变文”举办分类,精确将“变文”与“话本”并列,并初次把《庐山远公话》等几篇所谓的“变文”归为线年,张锡厚正在《敦煌文学》⑩中将敦煌文学分为歌辞、诗歌、变文、话本幼说、俗赋等几类,敦煌幼说早先慢慢规复应有的独即刻位。1987年,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学作品选》出书。周氏正在题为“唐代变文及其它”的序言中阐扬了他对“变文”的分类观念,指出“过去含糊视为‘变文’的东西,进程详细辨识之后,仅就形造、文体而论,多人仍旧看到它有各样大局之分别,是不行只以‘变文’一词总结住的”,他以为变文与讲经文、缘分、词文、诗话、话本、赋等文体之间存正在分别,是平行的相闭,不行统称以“变文”,而“纳之于‘俗文学’的规模是对照适宜的”(11)。正在各样别下,周氏枚举了少少写卷,原本被《敦煌变文集》等整个归入变文的话本幼说类作品基础上被从新合理分类,前期的表面商讨早先正在推行中开始得以践诺。只是,具备幼说特质的《佛图澄僧人缘分记》等缘分记类作品,周氏归入“缘分(缘起)”类,而未提神到两者间的分别,今日观之,或有失允当。1988年,周绍良公布《敦煌文学刍议》(12),正式将敦煌文学的体裁分作幼说、线年由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13)即可视作是对周氏分类思念的践诺。正在该书“幼说”局限,执笔者周绍良指出,“正在唐代以前,幼说闭键不过志神怪、明因果”,“这日总结敦煌文学中的幼说,就当审视它的实质是否契合这个尺度,从而判别哪些是幼说”(14);“敦煌文学中之幼说一门,固然多侧重于志神怪、明因果,但其大局闭键以散文报告为主,对言语的选拔和应用恳求较高,解脱当时时兴的骈俪繁缛的文风,用广泛易懂的文学言语,精华畅通地塑造出故事人物,成为容易为平凡人所领受的文学”(15)。较着,周氏将“话本”与“幼说”并列,类似未尝打定疏导两者间的联合点,从而容易变成敦煌话本与敦煌幼说互不闭联的曲解,这与文学史上几成定论的“话本幼说”的观念难免有些冲突。值得提出的是,正在该书由柴剑虹执笔的“缘分(缘起)”局限中,“缘分记”是行为附录的式样作了先容,并摆列了基础篇目,这与周绍良正在《敦煌文学作品选》中的观念略有分别,显示出柴氏的谨慎立场。只是,周绍良对“幼说”与“话本”观念的厘析界定以及对各自基础篇宗旨确定,正在当时拥有特别紧张的旨趣,乃至正在必然水准上促成了柴剑虹《敦煌古幼说浅说》对“敦煌幼说的规模、种别作新的划定与划分”(16)。柴氏以为,藏经洞所出的幼说类写本均可概之以“敦煌古幼说”云云“一个特定的观念”(17),其规模“应当是敦煌写本中一切散说汗青风闻、人物故事、鬼神灵异的文学作品”(18),可能分作志人、志怪、传奇、滑稽四类,各种下又有细分,并摆列了拥有代表旨趣的敦煌写卷。应该说,《敦煌古幼说浅说》是“敦煌幼说挖掘此后体系综论的第一篇论文”(19),拥有开发旨趣;但正在涉及少少全部的篇目时,容易变成两属的形象。2000年,伏俊琏、伏麒鹏《石室齐谐——敦煌幼说选析》(以下简称《石室齐谐》)(20)收录了《唐太宗入冥记》、句道兴《搜神记》、颜之推《还冤记》等十一篇拥有代表性的敦煌幼说,是第一次以“幼说”之名网络敦煌写卷的著述。正在序文中,作家正在对敦煌幼说的内在、特质及其正在中国幼说史上的位子作客观议论的底子上,提出敦煌幼说可能分作“散说的志怪、笑话以及传奇等”和“广泛幼说”两大局限,前者或即柴剑虹《敦煌古幼说浅说》所言的“古幼说”,后者则是指“话本”。从幼说实质来看,《石室齐谐》对敦煌幼说限造的总结相对较为全数,有利于敦煌幼说琢磨的进一步深切。2005年,王昊正在《敦煌幼说及其叙事艺术》(21)一书中专辟“敦煌幼说的限造”一节,以为敦煌幼说可能分作古体幼说、广泛幼说两大局限,前者“可能分为散体报告的志人幼说、志怪幼说两大类,它们包含敦煌本《启颜录》、敦煌本《搜神记》,及各样灵验记集、孝子故事集等作品中的一局限”(22);后者则“包含早期不可熟的话本幼说与较为成熟的敦煌话本幼说”,联合特色是“均为散体或以散体为主的虚拟的广泛叙事文学”(23)。很彰着,王昊书基础上担当了《石室齐谐》的分类思绪,但正在全部称号上提出了本身的主张。

  归纳以上各家的观念,咱们以为,欲确定敦煌幼说的限造,则须将敦煌幼说作品置于中国古代幼说生长的汗青过程之中。藏经洞挖掘的敦煌文件只是中国古典文件的一个构成局限,具备同其他文件一律的广泛性,幼说类作品亦不不同。敦煌文件正在功夫上以唐五代为中央,因而,一方面须要客观观察敦煌幼说作品对以刘义庆《世说新语》、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幼说的担当,合理评估它们对以《错斩崔宁》、《杨太真别传》为代表的两宋话本、传奇幼说的启发;另一方面也须要将敦煌幼说作品与唐五代时刻时兴的《柳毅传》、《一枝花》等传奇幼说、市人幼说作横向比照,揭示相同,说明分别,以利于确定限造。诚然,唐代幼说多用文言,宋代幼说多用口语,而敦煌幼说作品中则文言、口语并存,但这只是言语表达式样的分别,不应固执于此而不顾其他,更不应该成为这日确定、划分敦煌幼说的方便凭据;何况,文言幼说与口语幼说是否存正在于统一个空间、是否存正在前后延续的相闭,都尚有进一步议论的须要(24)。

  其它,还要适应分身敦煌地域汗青文明对幼说作品的影响。因为特别而紧张的地舆名望,敦煌会聚了多种分别体系的文明、艺术、宗教,乃至延揽了分别种族的群多正在此假寓繁衍。行为一种文艺大局,幼说是实际生计的响应,敦煌陷蕃、民族混居、珍藏释教等社会汗青形象势必会通过必然的故事大局正在幼说作品中发扬出来,从而使敦煌幼说或者具备某些其他传世幼说没有的特质。比方贞元(785-804)初年,吐蕃攻占敦煌,阻隔了与华夏的联络,两地百姓遥守相望。斯6036号抄有一篇《贫女因子落蕃设供斋僧感觉记》,大意是一位贫女由于儿子流浪蕃中,故设供反悔,求佛搭救其子,后得神僧襄帮,遂圆其愿。较着,这是创作家为宣称释教而虚拟的,或者是对身边实事的夸大乃至神化,但云云的故事布景和情节却险些不见于同时刻的其他传世幼说。周绍良说:“既云‘儿子落正在蕃’,必定是敦煌作者的作品。它是受了华夏少少讲报应之类作品而仿作的,用母子嫡亲之情到达宗教所须要的宣称,是以故事务节即使方便,而这种创作举措却已成熟。”(25)正在以释教为闭键宗教的敦煌地域,发愿供养、求佛如愿之类的故事天然不少,敦煌文件中也存在了必然数宗旨这类感觉记、灵验记类作品,他们同样契合幼说的基础特质,对其既不行歧视,也须要适应从宽周旋。

  基于昔人的琢磨效率并联络敦煌文件的实践特质,咱们基础认同《石室齐谐》、《敦煌幼说及其叙事艺术》二书的分类观念,即敦煌幼说可能分作古体幼说、广泛幼说两大局限;只是,正在各自的观念限造和全部的篇目上,咱们的观念与此二书有所分别。咱们以为,所谓的敦煌幼说应该指一切存在正在敦煌藏经洞文件中具备幼说特质的作品,它们是否亦见存于敦煌文件以表,不应该成为择取或落选的尺度。若存正在其他传世版本,则可取而相校,考异同,定短长,以臻完整;若不存正在,则正可能补其遗佚。正在确定观念限造上,咱们更目标于将古体幼说视为魏晋南北朝幼说正在隋唐时刻的延续生长,并将尺度适应放宽,亦分作志人类、志怪类。志人类大略以《世说新语》为旗子,着重纪录时人琐闻掌故,即鲁迅所谓“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只是丛残幼语,而俱为凡间言动”(26)。如斯610号《启颜录》誊录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八月五日”,是该书的最早手本,亦不见其他传世本,弥足珍视。写卷分“论难”、“辩捷”、“昏忘”、“嘲诮”四类,共抄存四十则故事(个中有十七则见于《安宁广记》)。各种下群集性子相像的故事,或记时人丁才,或载时人愚痴,虽丛残幼语,而人物之矫捷,已栩栩如生。志怪类可能《搜神记》为表率,承继汉晋此后巫卜鬼道、因果报应等思潮,多记鬼神灵验、阳世循环等道佛故事。目前已正在敦煌文件中挖掘了八件《搜神记》写本(缀合后得七件),经清理比对,共得三十五则故事,可能总结为三个传抄体系,最有代表性确当推署“句道兴撰”的原中村不折藏本。该卷改“刘渊”作“刘泉”,避唐高祖讳,当成书于唐代以前。持此本与今传八卷本、二十卷本《搜神记》比对,约四成故事见于八卷本,且文字分别相对较幼,故平常以为句道兴所撰之《搜神记》盖与八卷本《搜神记》出自统一祖本,抑或八卷本《搜神记》局限故事即采择自句道兴《搜神记》。其它,敦煌文件中存在的灵验记、感觉记等也基础属于此类,如上揭斯6036号《贫女因子落蕃设供斋僧感觉记》。又如《反悔灭罪金光芒经传》,记述温州张居道因杀生而被带往冥府,经冥使领导,誊录《金光芒经》四卷以反悔发愿,诸被杀牲畜遂得生善道,本身亦得新生;还魂后,张居道发心造经,感染多人。这恰是灵验感觉记幼说的常见套途,传扬、感染抄诵佛经之意甚明。目前已正在敦煌文件中挖掘了斯364号、伯2099号等二十九个写卷,文字异同互见,或可分出六个传抄体系,对付琢磨敦煌表地的释教生长等极具旨趣。除敦煌本表,北京西南房山区石经山第八洞刻有义净译本《金光芒最胜王经》,而第一卷前亦抄有《反悔灭罪金光芒经传》,正可取校。此碑雕刻之原本即业已亡佚之《钦定开元大藏经》,乃是唐玄宗于开元十八年(730)御赐、由长安崇福寺僧人智昇亲身护送至石经山。敦煌本中数件与房山石经本之词句颇多契合,盖即源自统一版本。

  至于广泛幼说,咱们更高兴从幼说生长史的角度,客观地以为是传奇、话本这两种风靡于宋元的幼说样式正在唐五代的平常生长,故可分作传奇幼说、话本幼说两类。所谓传奇者,即指情节离奇某人物行动超过寻常的故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曾有评论,“凡变异之说,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幼说以寄笔端”这样(27),即鲁迅所谓“始蓄意为幼说”(28)。“此类文字,当时或为猬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屈,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29)现在传《周秦行记》,化名当时名相牛僧孺撰写,以第一人称述写牛秀才科举落榜后回家,误入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家庙,偶遇王昭君、杨贵妃、绿珠等古往后妃佳丽之艳事。伯3741号即其手本,较最早收录该传奇之北宋《安宁广记》本依然要早,价格甚高。话本,平常指谈话艺人说唱故事所用的原本。“谈话之事,虽正在谈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原本以作凭依,是为‘线)这种文艺大局初兴于李唐,风靡于两宋,昔人时贤均已考之。只是,因为唐时话本存世罕觏,敦煌文件挖掘之前,学者多以为话本幼说初见于宋;敦煌文件挖掘之后,学者才惊讶地看到唐五代时已有所谓话本,《中国幼说史略》较早申之,今日几成定论。如斯2073号《庐山远公话》,讲述雁门惠远舍俗落发,于庐山香炉峰结庵修行,后被寿州盗贼白庄威迫,卖为奴才偿债,得时机正在东都福光寺与道安论义,重明身份;数年后,惠远重返庐山,再举经声,又造法船,归依上界。情节波折离奇,令人着迷。通篇文字白话化特质十分彰着,文句流利,时或插入偈语诗,与宋时时兴的话本基础特质相像。刘铭恕论曰:“抑考此远公传,以体近幼说,定名为‘话’,亦犹李娃幼说之定名为‘一枝花话’,此亦考据幼说史者之珍奇原料。”(31)又如斯2144号《韩擒虎话本》,讲述隋朝上将韩擒虎副手隋文帝渡江灭陈、奉使和蕃、箭射双雕镇摄蕃王、最终被点为“阴司之主”的故事,情节夸大,地步矫捷。篇末称“画本既终,并无抄略”,今存宋元话本亦常见“话本说彻,且作拆档”之类的套语,是以这个“画本”应该便是“话本”。王昊以为“敦煌广泛幼说实践便是敦煌线),二者等同,不再分类,咱们认为过于广泛,真相《周秦行记》和《韩擒虎话本》的区别照样显而易见的。

  (二)志怪类:《搜神记》、《冥报记》、《黄仕强传》、《道明还魂记》、《白龙庙灵异记》、《贫女因子落蕃设供斋僧感觉记》、《龙兴寺毗僧人天王灵验记》、《往生西方记验》、《法华经感觉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反悔灭罪金光芒经传》、《持诵金刚经灵验善事记》、《唐京师稳重寺僧释智兴鸣钟感觉记》、《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记》、《道俗侵损常住僧物恶报灵验记》、《金刚坛广阔清净陀罗尼经感觉记》。

  (一)传奇类:《周秦行记》、《秋胡幼说》、《唐太宗入冥记》、《刘季游学讨饭故事》、《佛图澄僧人缘分记》、《刘萨诃僧人缘分记》、《隋净影寺僧人慧远僧人缘分记》、《灵州龙兴寺白草院史僧人缘分记》(附)。(33)

  敦煌幼说文本的清理亦始自王国维1920年公布的《敦煌发见唐朝之广泛诗及广泛幼说》。该文先容了英国保藏的斯2630号《唐太宗入冥记》,并迻录了“判官懆恶”至“惊忙起立”一段一百五十余字,注明云“前后皆阙,仅存中心一段”。约略王国维当时见到的仅是该卷中心的数行,而非全貌。厥后鲁迅正在《中国幼说史略》中又转引了王国维的录文。1924年,罗福葆编录的《沙州文录补》附正在蒋斧《沙州文录》(34)后出书刊行,共收敦煌写卷五十五件,个中即包含《唐太宗入冥残幼说》、《秋胡幼说残卷》两种作品。1925年,刘复将他正在法国研读写卷的效率汇成《敦煌掇琐》出书(35)。该书共编录了一百零四件敦煌文件,分成幼说、杂文、幼唱、诗、经典演绎、言语文字、艺术等十七类;只是,他所谓的“幼说”,是《韩朋赋》、《晏子赋》等十四种今日归于变文的作品,真正的幼说作品则未见收录。

  正在今表态当长的一段功夫里,敦煌幼说清理基础处于滞碍形态,敦煌文学琢磨的重心更多地聚焦正在“变文”及相干题宗旨议论,直到1954年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36)的出书。周书题为“变文汇录”,固然个中包含斯133号《秋胡幼说》,乃是视作变文,拟题作“秋胡变文”,并正在篇前的注明文字中云:“‘幼说’之名,唐时所无,当亦‘变文’之一类。”(37)该命名正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不断被担当和沿用。稍后,王重民、王庆菽等六人据英法藏品的照片或缮写本,清理出七十八篇变文,分作八卷,题称《敦煌变文集》,于1957年由百姓文学出书社出书。该书除收录《秋胡幼说》表,还收录了《庐山远公话》、《唐太宗入冥记》、《叶净能诗》、《搜神记》和《孝子传》。是书出于多位名家之手,编纂细心,使底本讹俗满纸的写卷开始可读,为学者进一步的琢磨供应了极大方便。只是,前四篇是行为变文作品收录的,然后两篇则是行为“蕴涵着变文的原始原料”来收录。《敦煌变文集》正在定位“变文”和“话本”的相闭上当然存正在少少题目,但正在获见敦煌写卷依然繁难的20世纪50年代,该书收录的上述作品为当时人伺探敦煌幼说概貌供应了极大的轻易。《敦煌变文汇录》、《敦煌变文集》的接踵出书,基础上奠定了此后数十年间包含敦煌幼说正在内的变文清理体例,加倍是正在所谓的“变文”的篇目上,为《敦煌变文集新书》(38)、《敦煌变文选注》(39)等论著所担当。

  20世纪70、80年代,跟着国粹的苏醒,吸引了更多学者对敦煌文件的眷注。同时,“变文”、“话本”、“讲唱文学”等文学文体的内在表延也慢慢知道起来,学术界早先提神将变文与幼说分辨开来,或分种别,或分专题,逐一校录。70年代,法国国立远东学术院院士陈祚龙遵循原卷接踵将传奇、感觉记、灵验记等幼说作品清理成篇,先后公布了《新校重订释增忍的答李“难”》(40)、《编录敦煌古钞〈周秦行记〉》(41)、《新会集世敦煌三宝感通录》(42)等论文,大大填补了敦煌幼说的篇目。加倍是《新会集世敦煌三宝感通录》一文,汇辑了《白龙庙灵异记》、《道明还魂记》、《龙兴寺毗僧人天王灵验记》等六篇佛家感觉记、灵验记,可谓集其大成。只是,陈氏正在俗字辨识、句读方面存正在少少失误,同时也存正在大意改字的形象,正在必然水准上影响了录文质料。1978年,林智慧公布《敦煌写本〈周秦行记〉校记》(43),初次对《周秦行记》举办全数校录。1981年,王利器将斯610号《启颜录》全文录出,得三十六则故事(此数字据该书《目次》所注,实为四十则),连同《谐噱录》等其他历代笑话类文件数种,汇编成《历代笑线)。约莫因为方式的限定,王氏只录不校,亦不注,难免留下诸多缺憾。同年,林智慧正在《敦煌本还冤记考校》(45)一文中,持传世本《还冤记》与伯3126号《还冤记》对校,并就相干题目作了注意考据。1988年,柴剑虹公布《读敦煌写卷黄仕强传札记》(46),用伯2136号等五个写卷对敦煌本《黄仕强传》作了慎密的清理,乃当时该文校理的集大成之作。1989年,王三庆公布《〈敦煌变文集〉中的〈孝子传〉新探》(47),指出《敦煌变文集》遵循五个写卷清理而成的《孝子传》正在编排方式上存正在诸多题目,并以为这些写卷应该分作两局限,一局限是类书,一局限才是近似话本幼说的东西。王氏进而遵循其分类规定对《孝子传》分条作了清理校注。这篇著作客观地指出了《敦煌变文集》正在抉择写卷上存正在的尺度芜乱形象,对敦煌幼说的校录起到了紧张的诱导效率。除此除表,《敦煌手本〈周秦行纪〉残卷——集校及板本体系》(48)、《敦煌文学作品选》(49)、《敦煌文学》、《敦煌变文选注》等论著亦为个人幼说写卷作了录文。

  20世纪90年代前后,跟着《敦煌宝藏》、《英藏敦煌文件》、《法藏敦煌西域文件》等图版本的接踵出书,更改了过去敦煌写卷“秘而不露”的面子,敦煌原料的获取变得相对容易,极大地鼓舞了敦煌学琢磨的深切,先后展现了《敦煌类书》(50)、《敦煌社邑文书辑校》(51)、《敦煌诗集残卷辑考》(52)等一巨额分类清理效率。但敦煌幼说文书的清理作事却显得相对滞后,唯有若干琐细的校录效率。1990年,曹林娣、李泉将敦煌本《启颜录》从新辑注,并采辑其他文件中的《启颜录》佚文,或缀补,或互校,编成同名专书,收入《古代笑线)。即使已有学者指出,该书实践上是照搬了王利器《历代笑话集》清理的敦煌本录文,但曹、李二氏真相为该书作了适应的校注,较王氏纯真的录文分别。1997年,黄征、张涌泉合著《敦煌变文校注》出书,该书“以《敦煌变文集》为底子,而补充其未备者,重核之于变文写来源卷,匡纠原编之失”,“群集各家新校新说,复出己意加以按断”,是为“敦煌变文校理之集成之作”(54)。该书共收录了《秋胡变文》、《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叶净能诗》五篇实践上应归属幼说的作品,校录质料较《敦煌变文集》有很大的抬高。该书剔除了彰着不属于变文的《搜神记》、《孝子传》等幼说作品,从类属上来说,这无疑是无误的。但行为一种广泛文学总集,人们正在个中找不到这两种紧张的作品集,而除《敦煌变文集》表又没有令人满足的校本,则难免是一种缺憾。

  令人欣慰的是,这临时刻敦煌释教感觉记、灵验记的清理展现了一个幼幼的热潮。杨宝玉、白化文先后撮合公布了《上海藏书楼藏敦煌卷子812531号〈黄仕强传〉录文校注》(55)、《P.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善事记校考》(56)两篇论文,杨宝玉又公布了《〈龙兴寺毗僧人天王灵验记〉校注》(57)一文,均考据精详,录校亦颇稳当。而出力最多、效率最丰者当推郑阿财。自1995年起,郑氏先后公布了《敦煌写卷〈持诵金刚经灵验善事记〉琢磨》(58)、《敦煌本〈持诵金刚经灵验善事记〉综论》(59)、《敦煌写卷“释智兴鸣钟感觉记”琢磨》(60)、《敦煌写卷〈反悔灭罪金光芒经传〉初探》(61)、《〈龙兴寺毗僧人天王灵验记〉与敦煌地域的毗僧人信念》(62)、《敦煌写本道明僧人还魂故事琢磨》(63)、《敦煌写本〈反悔灭罪金光芒经传〉琢磨》(64)、《敦煌本〈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琢磨》(65)、《敦煌写本〈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琢磨》(66)等论文,考据与校录相联络,是敦煌幼说清理的紧张成效。

  2000年,敦煌藏经洞挖掘一百周年,甘肃百姓出书社推出了《敦煌文明丛书》,个中包含伏俊琏、伏麒鹏编著的《石室齐谐——敦煌幼说选析》。因为丛书方式的限定,该书仅收录了《秋胡故事》、《搜神记》、《还冤记》、《黄仕强传》等十一种敦煌幼说作品,但它却是第一次以幼说为专题对敦煌文件举办分类清理的专著,值得予以珍视。只是该书的无数文本系相沿《敦煌变文集》的录文,谬以传谬的处境自属难免。同年,杨宝玉络续公布了《S.6036:〈贫女因子落蕃设供斋僧感觉记〉校理》、《S.4037:佛家灵验记校议》、《〈反悔灭罪金光芒经冥报传〉校考》、《佛家灵验记与〈智兴判〉》(67)及《敦煌文书〈龙兴寺毗僧人天王灵验记〉校考》(68)等数篇著作,会集校录清理佛家感觉记、灵验记类作品。罗国威《〈冤魂志〉校注》(69)正在对颜之推这部讲述因果报应的志怪幼说举办全数清理时,也饱满欺骗了伯3126号《还冤记》所存在的佚文。其它,自2001年起,由郝春文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汗青文件释录》早先连接出书。该书按英国国度藏书楼馆藏流水号递次对每件敦煌汉文社会汗青文件举办释录,目前仍旧出书至第五卷,斯389背《孝子传》,斯525号《搜神记》,斯276背、斯528号《灵州龙兴寺白草院史僧人缘分记》等多个幼说类写卷仍旧取得校录清理。

  还须要补述一下的是,《敦煌变文集》的出书,也为广泛文学和中古近代汉语琢磨供应了多量全新的原料,极大地胀舞了相干学科的生长。但因为《敦煌变文集》的文本清理作事做得对照粗劣,正在必然水准上给这批语料确凿凿性打了扣头。于是,正在徐震堮、蒋礼鸿等老一辈学者的引颈下,20世纪后半期,展现了数以百计的对《敦煌变文集》作补校、驳正的论文,如徐震堮《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及《再补》(70)、蒋礼鸿《〈敦煌变文集〉校记实略》(71)、项楚《敦煌本句道兴〈搜神记〉补校》(72)等等,而且展现了《敦煌变文集校议》(73)云云的专著,这些论著或多或少都涉及个中的幼说作品的校订,为无误分析敦煌幼说文本作出了功绩。

  综上所述,咱们可能看出,敦煌幼说的清理琢磨业已赢得很大的效果,并且这些效果是正在原料的获取还十分繁难的处境下赢得的,是以对先贤们的汗青性功绩,咱们何如评判都不会过分。然而无须讳言,和强盛生长的敦煌学的其他学科门类比拟,敦煌幼说的琢磨依然对照单薄,还存正在着不少题目。

  最先,敦煌幼说的清理是部分的、不全数的。其越过发扬便是咱们至今还没有一部集大成的敦煌幼说的总集。即使已有王重民《敦煌变文集》、伏俊琏等《石室齐谐》以及曹林娣等《启颜录》云云的少少与敦煌幼说相干的合集或专集,但这些著述收录的敦煌幼说都是部分的、不全数的;并且因为敦煌文件原料搜聚与获取的繁难,少少全部幼说文本的清理也往往是挖宝式的,其全数性、确凿性、威望性都有待抬高。如上文所举的斯2630号《唐太宗入冥记》凡一百四十一行,而王国维所见仅中心数行,故而误认为“前后皆阙,仅存中心一段”。又如《搜神记》,《敦煌变文集》校记说“巴黎尚藏有一卷,编号为伯五五四五。原卷甚残阙……共载故事十则。今因未影得此卷,故无从取勘”(74)。实在除了伯5545号及《敦煌变文集》已入校的原中村不折藏本、斯525号、斯6022号、伯2656号表,《搜神记》的写卷尚有斯3877号、伯3156号碎一以及可与斯6022号缀合的伯5588号残片,《敦煌变文集》未入校的共四件。又如《黄仕强传》,昔人的校录论文中涉及的写卷有北8290(阳21)号,北8291(淡58)号,伯2186、2136号等七号写卷;而据咱们普查,敦煌文件中《黄仕强传》写卷计达十二号之多,缀合后得十件。又如《反悔灭罪金光芒经传》,1989年周绍良录入《敦煌文学》时,讲明据斯4487、6035号等;1996年郑阿财撰写《敦煌写卷〈反悔灭罪金光芒经传〉初探》时,搜求到二十五件;后郑阿财正在《敦煌释教灵应故事综论》(75)一文中又增加了一件,计二十六件;迩来咱们普查时,挖掘石谷风藏敦煌遗书《晋魏隋唐残墨》(76)中的一件“唐写经残片”以及俄敦4363、5755号两件残片皆系该灵应故事手本,云云总数就到达了二十九件。并且这二十九件写卷字句存正在着彰着的区别,又可进而划分作六个分其它传抄体系(77)。

  除已知的作品及卷号表,敦煌幼说的篇目品种也有待进一步视察充分。如斯3457号由两纸拼粘而成,前一纸誊录《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首尾俱全;后一纸杂抄数种实质,个中有“天神曰舍离,亲有怀瞋恨,家族□分手,相互共乖违”等九行文字,乃是节抄自义净译本《金光芒最胜王经》。约莫因为该写卷以佛经实质居多,且纸张残缺不胜,文字漫漶难识,很少有学者提神到个中还抄有一则讲述汉高祖刘国乞乞食食的故事。至《英藏敦煌文件》出书,为该卷拟题“佛说诸经杂缘喻原因记(游学讨饭)(?)”,才提神到了个中的故事文字;2005年,杨宝玉正在《英藏敦煌文件原卷查阅札记(一)——〈英藏敦煌文件〉拟名之“佛说诸经杂缘喻原因记”校议》一文中精确提出,斯3457号抄有一则“以汉高祖刘国为主人公的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与抄于法藏P.3849后背和中国国度藏书楼藏腾29(北8416)的《佛说诸经杂缘喻原因记》之间没有可比性”(78)。较着,这是一篇过去不为学者提神的幼说。形似杂沓于其他敦煌文件中的幼说文本可以尚有,须要陆续视察,庶无遗珠之憾。

  其次,少少敦煌幼说的清理文本校录舛错较多。如所周知,敦煌文件闭键是以写本的大局存在下来的,读者欺骗时存正在不少毛病,如多俗字、多俗话词、多释教术语,其它尚有很多殊异于后代刻本的书写特质,等等,这也就对清理者提出了特地的恳求。然而咱们的不少清理者缺陷的往往恰是上述学问。实在,即使是那些在行内行,面临敦煌文件校理的多重毛病也时感棘手,不免展现疏失。试看以下数例:

  斯2144号《韩擒虎话本》有“若也不信,到龙床底下,见其灵衬(榇),方可便信”、“二将斟酌,两道军,各二十余万”、“军抢掠,直至石头店”、“龙出水阵”、“龙出水阵”等句,个中的扫描字“”、“”、“”、“”、“”显为一字手写之微变,而《敦煌变文集》以下各家皆把后三字录作“引”,前二字则录作“行”,必有一误。今按,此当以作“引”字为是,该卷另有三处“行”字,皆作楷书“行”,与上揭字形写法彰着分别。

  又斯2073号《庐山远公话》:“其母看看是死,啼声动地,似釰到心。”“似釰到心”,《敦煌变文集》校录作“以剑到(剜)心”(79),其后各家皆从之。今按,“釰”字既可作“剑”的俗字,又可作“刃”的俗字。如斯2614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女卧铁床钉钉身,男抱铜柱胸坏烂,铁钻长交(教)利锋釰,馋牙疾似如锥钻。”《龙龛手镜·金部》:“釰,音刃,剑刃也。”(80)个中的“釰”便是“刃”的增旁俗字。上揭《庐山远公话》的“釰”很可以也是“刃”字,谓锋刃。又“到”字各家校作“剜”,形不近,或应为“刲”的形误字,“刲”字字书释刺,与文义正合。

  《庐山远公话》又有“如一然灯于十灯亦百灯于千灯亦百切切亿之灯,灯灯一直”句,“如一然灯”以下二十字《敦煌变文集》及《敦煌变文选注》读作“如一然灯,于十灯亦百灯,于千灯亦百切切亿之灯”(81),《敦煌变文校注》读作“如然一灯于十灯,亦百灯于千灯,亦百切切亿之灯”(82),皆糊涂。窃谓原文当校读作“如一灯然于十灯,亦百灯;[百灯然]于千灯,亦百切切亿之灯”,“然”同“燃”。《敦煌变文选注》引《维摩诘经·菩萨品》:“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83)又宋释了悟等编《密庵僧人语录》:“一灯燃百千灯,灯灯相续,重重无尽。”(84)皆可参证。

  第三,不少校订、琢磨敦煌幼说的论著盲目信从昔人的清理文本,而不提神原卷的比对。如上所说,因为敦煌写本校录的特地繁难,人们清理时展现疏误是免不了的。是以咱们援用参考先哲的清理效率时,应尽可以本身出手查对一次原卷,以包管所援用的文本是基础确凿的。尤其是对先哲的清理文本举办商榷、校订时,更应如斯。但以前因为敦煌写卷深藏固扃于各国的藏书楼中,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人们依认为据的只不事后人的录文本,于是,谬以传谬、郢书燕说也就势所难免了。比方:

  《敦煌变文集》卷八载句道兴《搜神记》“王景伯”故事:“景伯问曰:‘女郎因何单夜来至此间?’”又云:“景伯遂与弹,作诗曰:‘今夜叹孤愁,哀怨复难歇。嗟娘有圣德,单夜共绸缪。’”个中的“单夜”先后二见,罗振玉《敦煌零拾》同。《石室齐谐》注云:“单夜:孤夜。或谓‘单’是‘寅’字之误,寅夜便是深夜。”(85)今按:释“单”为“孤”,文义类似可通,然而“单夜”的说法他书未见,故释者又引或说以“单”为“寅”字之误。但“单”“寅”形音皆大殊,实无由致误。查原卷(原中村不折藏本),所谓“单”字实皆作“”,“”乃“触”的后起了解俗字,“触夜”谓趁夜。唐姚合《送无可上人游越》诗:“芳春山影花连寺,触夜潮声月满船。”(86)亦用“触夜”一词。《敦煌零拾》及《敦煌变文集》皆径录作“单夜”,臆改无据。释者进而据误字立说,自困难其来源。

  同上书“董永”故事:“其父亡殁,无物牺牲,遂从主人家典田,贷钱十万文。语主人曰:‘后无钱还主人时,求与没身主人工奴,一世常(偿)力。’”“典田”二字《敦煌零拾》同。《石室齐谐》注云:“典田:租田。董永租田作父亲的坟场。”(87)今按:初观乍视,此释类似正在理。但查原卷,所谓“田”字实作“”,乃“身”字也,“典身”指以本身作典质,即《安宁广记》卷五九“董永妻”条所谓“自卖为奴”也。《石室齐谐》遵循的录文既误,竖立其上的诠释天然也就靠不住了。

  同上书《秋胡幼说》:“儿今辞娘,远学三年间,愿娘赐许!”个中的“三”字《敦煌变文集》此后各家皆同。《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校注》据同篇上下文“远学三二年间”、“三二年间,定当归舍”等语,于“三”下拟补一“二”字。今核原卷斯133号,所谓“三”字实作“”,实在这个“”并非“三”字,而是“一二”二字。对照上下文的“三”字底卷皆作“”形,上部横画较短,与“”字字形有彰着的区别。“一二年间”、“三二年间”皆默示不太长的时段,义皆可通。“”既为“一二”二字,再正在其后补“二”字天然也就没有须要了。

  类此的例子尚多,限于篇幅,咱们难以逐一枚举。由此可见,提神原卷的比对、包管文本确凿凿牢靠对进一步的琢磨来说有何等紧张。过去因为原料搜聚的繁难,先哲们无法看到原卷或其影印件,那是客观前提的限定作成的。现正在这种处境仍旧大大更改。因为中国出书家的勤勉,宇宙各闭键藏家的敦煌文件已多半影印出书,而且相当一局限仍旧被数字化,咱们乃至深居简出,就可能查看到精巧的敦煌写卷原件的彩色照片。现正在咱们仍旧找不到让本身陆续偷懒的起因了。

  上面咱们对一百年来敦煌幼说清理琢磨的汗青和近况作了扼要的记忆。敦煌学界和古幼说琢磨专家的联合勤勉,使很多与敦煌幼说相干的表面题目取得了深切的议论,敦煌幼说的限造已越来越知道,咱们已可大致厘定敦煌幼说的全部篇目;百年来,敦煌幼说的清理琢磨赢得了很大的效果,但正在文本汇辑和文字校录方面还存正在不少题目,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幼说集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出书家的勤勉,则已为咱们编纂云云一部合集作好了原料上的打定。恰是鉴于以上的须要和可以,咱们正在先哲赢得的效率的底子上,正正在勤勉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幼说集》,行为敦煌幼说清理琢磨一百年的献礼。限于秤谌,咱们的清理作事中同样会存正在云云那样的题目,咱们希望着读者朋侪苛明的品评。

  ⑤原载《幼说月报》第20卷第3期,后行为第三篇第三章收入其《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中世卷。

  (12)《社会科学》(甘肃)1988年第1期;又收入《敦煌文学刍议及其他》,台湾新文丰出书有限公司1992年版。

  (16)柴剑虹《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浙江教化出书社2000年版,第105页;该文初载于《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书社1995年版。

  (19)伏俊琏《二十世纪敦煌幼说琢磨记忆》(1999年11月初稿),见中国文学网(;后行为《石室齐谐——敦煌幼说选析》序。

  (24)蔡铁鹰正在《论唐宋幼说生长的文白两途》(《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唐宋时幼说的文、白两途,各有本身的生长脉络,它们的生长不存正在于统一个空间,兴衰受造于它们本身的内正在机造,之间虽有平常旨趣上的影响但不存正在前后的延续相闭。”可能参阅。

  (26)《中国幼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百姓文学出书社1952年版,第65页。

  (30)《中国幼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线)《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0页。

  (33)本文匿名审稿专家指出:“敦煌幼说类作品中,有少少属于原生态的东西,如应验记、感觉记、缘分等,表面上可能归入志怪、传奇类,但这些作品真相与进程文人加工的《搜神记》、《周秦行记》分别,也恰是敦煌幼说领会价格的会集显示之处。倡导正在幼类划分上作适应分辨。”这一看法十分中肯。但为避免分类过于琐细,现暂不作大的调度,仅正在摆列按序上适应加以区别。

  (34)蒋斧《沙州文录》,收入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上虞罗氏付梓本,1924年版;后收入《敦煌丛刊初集》第6册,台湾新文丰出书有限公司1985年版。

  (40)《海浪音》第56卷第2期,1975年;亦见于《敦煌学海探珠》,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60)《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1995年;《第二届唐代文明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国唐代学会印行,1995年。

  (75)《梵学与文学——释教文学与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学局限),台湾法胀文明事迹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